写在前面：这里记叙的几个男人，不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亲人。
也不包括对我不好的人，我不想回忆让自己不痛快的人和事。
我的叙述就按照自己的年龄顺序道来，有遗漏的，以后慢慢补上吧。
我记忆你们，谈我对你们的印象和感受，
我觉得不必征得你们的同意：我写你与你无关。
田玉杰是我儿时最密切的玩伴和小学同学，我在拙文《发小雨杰》中有过较详细的描述，虽然记忆的事情并不是很确切，有遗漏，有错误，但在此也不再赘述了。
梁伟松也是我小学的同学和玩伴，不过他是半路从城里到田柳小学插班的。记不清他是几年级来的了，而且他也没待多久就又回城里了。
他跟我一起玩耍时，时常炫耀他在城里幼儿园的种种事情，我就非常崇拜幼儿园，羡慕城里的孩子能上幼儿园，而我只能上了两个一年级来解决入学年龄的问题。
因为他来的晚，跟农村的孩子们不熟悉，我们非农业户口的孩子又很少，所以他经常找我玩。我们俩玩的最多的游戏是摔泥爆仗。把泥巴做成窝头的形状，口中念念有词：“东道上，西道上，都来看我放爆仗”。然后使出吃奶的劲往地上摔，泥爆仗炸开来，发出一声爆响，谁的最响谁就赢了。
有一次我们在路边小桥上玩泥爆仗，那个水泥桥两边的桥沿很平整，泥爆仗摔起来炸开的特别大，泥巴崩的满身都是。梁伟松很惶恐，看来他妈妈对他的卫生要求是很严的。
后来，记得应该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把我们班分成了两个年级，一部分升成了四年级，另一部分停在了三年级，我和梁伟松分到了不同的班级。这样以来，到高中我们又在一所学校时，我成了他的学长，这也妨碍了我们友谊的发展。
凑巧的是梁伟松下乡跟我老伴分到了一个村。他回城先是分配到了博物馆，从事国画装裱工作。他也是个有心人，工作之余，便自学绘画，小有名气后又师从多位国画大师深造。如今，他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画家，作品参赛拿奖拿到手软。
在他还不怎么出名的时候，他给我画过一幅横轴的虾。我不懂画，不知道珍惜，很随意的挂在墙上，搬家时给弄丢了，非常的可惜。
于福生是更有名的大画家，他有一长串头衔：中国美协会员、北京中关村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水墨研究院院士等等（他和梁伟松都能在百度上搜到）。
我们两个由于机缘巧合，都在农村的徐家联办中学上的初中，我们班上就我们两个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关系就特别密切。我在那儿上学是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化肥厂工作，离徐家近，后来我家搬到城里总工会住，我不愿转学，就每天来回跑十多里路，中午带着干粮咸菜在学校吃。于福生则家住在三里村，按片划分应该到徐家上学。
去学校的路，我们俩有一大半重合。每天我先到他家，然后我们相伴一起去学校。放学回家，我也故意绕上一小段路，经过他家门口。
不知他从哪儿弄了辆旧自行车骑着上学，我就蹭车坐在后货架上。那辆自行车实在是太破旧，除了铃铛不响，骑起来到处咯吱咯吱的响。
三里村西头有个很大的湾，每到夏季放学后我们就相伴去下湾。那湾水很深。福生早就会水，我则在浅水处玩耍。有一次趁我没注意，他採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了深水中，他则踩着水在附近看着我在水中乱扑通。在喝了几次水后，我竟然不沉底了。我学会游泳，福生功不可没。
其实我们同学的那几年，很多事情都是福生带着我干的：他带着我加入了学校的乒乓球队；带着我在假期里打工挣零花钱；带着我找到欺负我的另一个班级的同学家门口报仇，揍的那伙计流鼻血……
福生有美术天赋，我们学校的黑板报都是他来出。工作后虽然几经转行调动，但最擅长的一直是与写写画画有关的工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二哥（全国著名的艺术家）于新生的影响。
给我们之间造成罅隙的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福生在计生委负责宣教工作，我在我们局任法规科科长，也是从事宣传工作。
那一个时期提倡干部经商办企业，福生也在工作之余开办了一个搞宣传设计的工作室。他设计制作的东西新颖大气，但要价也高。
有一次我们单位要搞宣传车，我的同事就建议让福生给我们设计制作（福生那时也时常到我们单位找我玩）。当时我们局长是一位资历深厚，讲究节俭的老革命，我对于申请经费有顾虑，就随口说了句：他做的虽好但太贵了。哪知同事有意无意的把这话传给了福生。事后福生跟我说了这事，并特别强调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他不会在意的。但是，此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一直无法释怀。
福生退休后，去北京师从名师深造了山水画。其实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即便是担任领导职务时，绘画也始终没有间断，作品也频频获奖，还自学考取了美术大学学历。如今已经硕果累累的他，仍笔耕不辍，不断创新。还热心公益活动，时常义务教儿童和绘画爱好者绘画。
在徐家上学时，还有一位关系很密切的同学宿庆明。我们俩小学5年级就在一个班，升初中后分在了不同的班级。
我家在化肥厂住时，他家住在拖拉机站，比我离学校还远一段路。那时他身材小，胆子也小。晚自习放学后，那一段路太黑他不敢自己走。我就先把他送回家，再返回来。
有一次我送他回来的路上，经过炼焦厂时，忽然从墙角处蹿出一个毛发像狮子一样的东西，冲我嗷嗷乱叫，因为太黑看不清是什么，吓得我撒丫子就跑，跌跌撞撞一路上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过后才知道，那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子。
庆明身材小，心眼可不少，做什么事都不怵头。譬如那时猪头猪蹄是过大年打猪头冻的紧俏货，他就能自己去食品站买回来。他并不认识食品站的头头，找到管事的后，他就来一番自我介绍：“我爸爸是某某某，让我来找你买点猪蹄”。好似那时他父亲是盐务局长，影响力很大的。他这法子屡试不爽，连大人们都夸他“很能”。
有一次我们在化肥厂的大会堂（兼饭厅体育馆）里玩，为一件小事玩恼了，我把他绑在一个铁架子上就走了。为此，我俩翻了脸，好多年不说话了。一直到他家从羊口搬回来，我们也长大了，才又和好了。
下乡我俩没分在一个村，只是在开知青会议的时候，得知他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轰动一时。
回城后他分配到农机公司工作，后来做了职业司机。改革开放后，他头脑灵活，抓住时机买下了一条长途公交线路，做起了老板，爱人也下海经商，成为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
不幸的是他晚年丧子；有幸的是有小孙子绕膝。晚年皈依佛家，一心向善了。
上高中我是先按片区去的十三中，上了一个月。因离家远，母亲托人转到了一中，分到了二班，是所谓的“文艺班”。
从学校回家，同路走的同学中，侯强和姜顺田都要路过我们家。那时我父亲在总工会工作，跟下设的职工俱乐部在一起，俱乐部的篮球场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我们上高中那两年，正是所谓“开门办学”时期。学校有“工宣队”管理，学习不考试。老师不敢管，学生无压力。
我们三个几乎每天早上都先打上一阵篮球再去学校，经常迟到了，就躲在学校的粪屋子里，一直等到课间操时间，再混入做操的队伍里。
学校里种着粮食和菜园，地里的活学生轮流干，还经常勤工俭学，隔三差五的就布置劳动任务。割过草，捡过粪，去弥河挖过沙。顺田还因为能干，当了班干部。
高中毕业，我和侯强下乡分到了一个知青组，顺田因为是老大，留在了城里。侯强还跟我住到了一个宿舍，并且都在组委会，他当会计，我干保管。
回城后侯强分配到了城关医院学外科，但没干多长时间的业务，就借调到爱卫会做行政工作了。后来他下放到乡镇医院干过院长，年龄大了后又调回卫校做副校长。
他虽然没干过多长时间的业务，但学习和进职称没落下，进到了副主任医师职称。职称在退休后起了作用，一直被不同的医疗机构聘任，退休金之外多了一分外快。
侯强性格豁达外向，待人热情，乐于助人，脑子也灵光。被同学和知青们推举为“秘书长”，两帮人有什么活动，包括红白公事，都是他负责通知并参加操办。他也是几个微信群的群主，非常活跃。
相比侯强，顺田的性格就略显内向。但他也是一个热心肠，同学朋友家里有什么事，他都责无旁贷的主动带着人帮忙，是我们同学中的主心骨式的人物。
这并不是因为他工作时职务最高，而是他做事老成稳重细致。我们这帮比较要好同学们的孩子成亲，大多是他当的主管。
我的儿子结婚时，从布置新房到宴请宾客等等，都是由他主持操办的。在婚宴上，他忙里忙外，中饭都没顾得上吃。靠自己带的糖块支撑到婚宴结束（他那时糖尿病就比较严重了）。我家的两位老人去世时，也是他主持操办的。
顺田是个做任何事都特别认真能干的实干家。刚参加工作时他分配到拖配厂，由于工作认真积极，被推荐成为了国家干部。
到乡镇工作后，他从青年团书记做起，一直干到了乡长。此后因为身患糖尿病，才回城做了工商联主席。最后副处级职务从人大退休。
由于他待人真诚，心思缜密，考虑问题周到。我有什么话，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说一说，甚至有些老伴都不想告诉的事我会先跟他说，在他面前我没有隐私。两人久不见面，就有种非常思念的感觉。
近几年他喜欢上了工笔画，他做什么都用心，听他一个一起学画的朋友说，他们同学中，他是老师最得意的弟子。
在朋友们的鼓动下，他也参加了几次书画赛事，每次都获奖。去年一幅《牡丹》在市政协书画摄影作品展中获得了一等奖。
下乡跟我同一个宿舍的还有王峰海，我们三个经常关起门来偷偷喝个小酒。他也是我高中同班的同学，不过他是半路插班的。
他父亲从天津的空军地勤转业，也是一位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天津产一种“恒大”牌子的香烟，曾被周总理称为高级香烟。也不知他父亲从天津带回来多少，王峰海隔三差五的就偷出一盒来。
学校玉米地里成了我们几个抽烟的地方。每当峰海偷出烟来，就约上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玉米地的一道深沟里吞云吐雾。初学抽烟呛得很难受的，其实就是好奇，图个刺激，但这为我们后来抽烟播下了种子。下乡时我们知青组的十个男生，个个都会抽烟。
峰海回城后分配到运输公司的汽修厂工作，干了一段会计之后去了发动机车间，成了业务骨干。曾有一段时间停薪留职，去私人汽修厂干过技术副厂长。
峰海退休后，先是爱人患了抑郁症，好多年没有恢复正常，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他患轻度脑血栓，一条腿不很利落，不能开车了。
同一个知青组，也是高中同学的刘建新，因为排行老三，比我大一岁，我习惯的称他三哥。
上高中时建新跟我不是一个班，他跟我老伴都在一班。但从小时候我们就是很熟悉的玩伴了。我们家在化肥厂住时，他家住在魏家村，离得很近。
不过他那时候没多少时间玩，放学回家要帮妈妈缝麻袋挣钱养家。他家兄弟多，妈妈为照顾孩子辞了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
麻纺厂那时生产的麻袋，需要人工缝合，缝一条好似是5分钱。去他家玩时，老见他家堆满厚厚的麻袋，哥几个晚上经常在煤油灯下帮妈妈缝麻袋。后来建新因为长期做文案工作，带了厚厚的近视镜，同学们调侃说那是缝麻袋缝出来的近视眼。
下乡时他是我们知青组的副组长，在带队干部郭叔叔的干预下，组长被架空了，他成了实际上的组长。我跟他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我全力的支持他，他也在各方面照顾我。
回城后，他分配到蔬菜公司工作，当了文书。后来几经调动，先后在企政部、工商局、物价局等工作过，最后从物价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休。
1985年，党校开办了党政干部管理电大班，我们再次成为了一个班的同学，一起脱产学习了两年。我是前一年考上的，在青州上了一个月，因病休了一年学，就有了跟建新的再次同学的缘分，这也让我们的关系加深了一层。
生活中，建新始终像我的大哥。无论是有事不决，还是遇到难题，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或让他帮忙。他也把我当弟弟看，无话不说，无力不出。他因为接触的层次高，人脉广，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办了好多事情。譬如我学车，就是他通过关系，学费给省了一半。
他是我们同学中的乒乓球高手之一，也一直坚持锻炼。受益匪浅，身体一直很好，老来没落下什么大毛病。
王伟志跟建新、我老伴是同班同学，没有下过乡。他一直从医，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先后在中医院和人民医院工作，担任过科主任、门诊部主任等，还一度在盐业公司自办门诊。
他思考问题的高度、角度异于常人，有很强的创造能力、洞察能力和组织能力。许多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觉得他做医生是埋没了才华，如果从政前途无量。
其实他从医也勤于钻研，屡有创新。他从事中医男科诊治时，治愈了许多疑难患者，锦旗和牌匾挂满了墙壁。后来他又潜心中医儿科，研发的不同功效的中药药兜，疗效显著，解决了小儿吃药难的问题。
他患过肝癌，做了手术。术后他用中药自己调养，创造了奇迹。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八年抗争》，介绍他手术后八年的情况。如今已经过去多少年了，他依然身体无大碍，每周在一家中医馆坐诊两次。
坐诊之余他也没闲着，每天都有电话、微信问诊的病人。他有着一颗医者的仁爱之心，有问必答。他开药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尽量用最少的药治愈病人，有些小病他用针灸就能屡见奇效，所以口碑极好。疫情期间，他还和同和堂中医馆联手，免费诊治、发放汤药，防治新冠。
我跟他接触较多，自然是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寻医问药。那些年我常休病假，我也不管他忙闲，经常去找他。他在人民医院外派开办门诊部时，我到他那里去的更多了。他在空闲的时候，就跟我聊聊一些用药的常识，介绍一些治疗和保健的一些原则。
他还给我一套靠皮腔吸力针灸的工具，那个不用刺破皮肤就能达到针刺穴位的作用。后来，他又给我真正的针灸针，我在他的指导下，结合看针灸书，能简单的给自己做针灸治疗。
现在，我们如果长时间不见，会相约一同出来走走。互相了解一下近况，谈谈几个同学好友的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一些中医保健、治疗方面的新情况和心得。
自从有了小孙女，就时常去找他看病。他用药量少而注重儿童的特点，法子是药煎好以后，用保温杯盛着，每次2毫升当茶饮。他从中医的角度，叮嘱我们不要给孩子吃南方和寒凉的水果。因为南方水果采摘时是不熟的，运输、保存、售出过程中又加了防腐剂和催熟剂，对孩子的身体非常不好。他还叮嘱我们不要给孩子吃的过好、过饱，尤其是晚饭。他自己的孩子们就非常注意，孩子们吃饭时都不挑食、简简单单的食物都抢着吃，没有许多家长孩子不爱吃饭的苦恼，孩子们的身体还个个健康，很少生病。
有一位长辈，对我的一生影响较大，他的名讳是袁卓震，我参加工作时他是马店公社的党委书记。
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公社的公务员，也叫通讯员。主要任务是传送通知、办公室的勤务等，还有一项不是明文规定的任务就是照顾几位主要领导的生活起居。
那时公社的领导跟一般干部一样都是不带家属的，他们工作忙，自己的生活就需要有人照料。
夏天一般没什么需要干的，到了冬天，要生炉子取暖。我就同伙房的两位师傅一起，在冬季到来之前，砍下院子里的树枝晒干，整理成冬天生炉子用的柴火。
到了冬季，只要领导们不出发，天不亮我就起来，分别给四位书记（其中二把手兼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弄煤、打扫煤灰、生炉子。
作为一把手，袁书记自然是最忙的，常常换下来的衣服堆在那儿都馊了顾不上洗。我有时就帮他洗一洗，要让他遇见了他就跟我夺，多次跟我说不要帮他洗衣服，攒多了他会让老婆来一趟洗的。但那时他爱人在老家，离马店一百多里地，在交通不便的那个年代，来一趟谈何容易啊。
那时的干部富有敬业精神，其他几位领导也都是很忙的，自己生活中的衣食之事大都很马虎。记得唐仲青书记换下来的臭袜子顾不得洗，都藏在床下的纸箱子里。王坤山书记跟他恶作剧，偷偷地把他的臭袜子塞在他的枕头里。唐书记睡觉时每每觉得恶臭难闻，好长时间找不到原因。
我参加工作时18岁，袁书记脾气出了名的火爆，但对我却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始终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工作和生活中处处照顾我。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袁书记就安排主持机关工作的王建吉副书记引导我入了党，并和二把手王坤山书记亲自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之后不久就让我担任了共青团书记，并把我留在机关里代理了好长时间的文书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在职干部考取学历的风潮。1984年，党委把第一次仅有的一个一般干部的考试名额给了我。我深深感激袁书记的恩情，挤时间昼夜苦读，不负众望考取了脱产学习两年的党政管理专业电大班。取得的学历在以后虽没大用处，但两年的学习对我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4年4月，在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中，袁书记调任市计生委主任。当时的计生委是个有权又有钱的重要机构，可惜没几年，因为一个小小的盖房事件，他莫名其妙的被解职。
我1988年回城，每年春节大年初一，我一定去给他老人家拜年。但他终因尿毒症逐渐加重，多方医治无效病亡。祈愿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
后记：这些东西是疫情闹得很凶的时候写下的东西，都是回忆的内容，本意是留下做纪念的，又臭又长。犹豫再三，还是发出来，望谅解。 成稿于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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