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21 16:14:18 来源: 北青深一度
在河南南阳，有一所名为“指南针心理智业集团”（以下简称“指南针”）的“戒网瘾学校”。2022年9月至11月，徐秋菊曾任“指南针”的心理老师，她向深一度表示，自己在工作中目睹了多位未成年学生遭受殴打和虐待。在她看来，
“指南针”曾在南阳多所中小学进行过公益咨询、宣讲。2022年9月28日，景海永带着徐秋菊和“指南针”的另外两位老师，曾来到林霄就读的中学进行公益咨询。
公益咨询前，景海永先与这所中学的校领导进行了沟通，确定了在这所中学进行公益咨询的方案。方案包括一对一心理辅导、班级团体活动、家长课堂等，并定期为学生提供个案辅导。
去学校前，景海永曾在“指南针”微信工作群中叮嘱：“重点是和班主任建立联络，让班主任知道我们能帮助他们做什么？”同时他在群中发了一个文档，里面收集了20余名“问题学生”并简述了他们的问题。类似“17班，李某某，沉迷于网络，不想上学，已经有两周没到学校上课了”“14班，王某，喜欢一个人在家，不喜欢人多，害怕去学校，没有安全感，很长时间没去上课了”。
一周后，当景海永第二次来到这所中学时，“目标”家长、孩子被请到办公室，进行个案咨询。景海永在微信中向下属们强调：“把问题严重的引流到咨询室，辍学的引流到营地。”
个案咨询室需要孩子和家长一同参与，徐秋菊说：“给孩子做咨询，付费的是家长，需要家长的配合，所以要求家长一起来。”在徐秋菊看来，与社会上的心理咨询相比，家长更容易建立对走入学校的咨询师的信任。“他们不会去问咨询师的受训背景和专业技术，会直接说，我们的班主任让我来找你，说你们是很专业的心理老师，甚至很感激。”
徐秋菊回忆，当时包括她在内，办公室里有三位咨询师同时在这里进行个案咨询。房间外还有学生、家长排队等待，找景海永咨询的人会更多一些。
个案咨询首先需要填写一个心理测评表，主要是关于学习状态的评估。徐秋菊说：“评估完大部分孩子是有状况的，然后会告诉他（家长）这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接下来会告诉家长，免费的咨询只有一次，后续需要到“指南针”咨询室进行。
咨询室指的是“指南针”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徐秋菊说：“我每小时600元；景海永的咨询费是800元每小时。”而咨询费还需要分给学校，一份内部聊天记录显示：“50%给你们（咨询师），30%给学校老师，20%留公司。”
如果能引导“问题学生”来到“指南针”营地，介绍人的回报会更丰厚。徐秋菊曾从景海永那里得知，介绍一个学生进入营地，可以提成3000元。
从2016年到2023年间，指南针微信公众号及学校宣传文章显示，景海永及“指南针”的心理老师至少在南阳市15所学校进行过宣讲、组织教师团建等活动。
对此，景海永在采访中对深一度表示：“因为我经常到各个学校做宣讲，给学生们公益讲座，包括教师们的心理健康讲座。讲多了，很多老师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老师们又解决不了，他就会推荐我。”对于将学生推荐到“指南针”营地这一情况，景海永说，“有些（问题）是心理咨询可以解决的，前年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孩子已经网络成瘾，在家跟父母闹矛盾、对着干。这种的，我们在咨询过程里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就给他推荐进入营地。”
休学，是许多孩子离开校园进入“指南针”的第一步。
《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因病假办理休学手续，需持有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学校审核后还需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确认，才能办理休学。
林霄被送去“指南针”后，林霄爸爸才来学校办理休学。林霄爸爸清楚，以林霄当时的情况，按规定无法办理休学。
2022年10月21日，林霄爸爸向学校递交休学申请，其中写道：因个人生病，一直处于焦虑状态，需要休学一年。在休学申请下方有班主任的签名并说明“情况属实”，副校长签名并表示“同意”。
办理休学还需要一份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书。林霄没有抑郁症，无法开具诊断书。
林霄爸爸说，景海永给他联系了南阳市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让他找这个医生开具诊断书，“我给医生包了红包，300块钱。”在林霄未到医院的情况下，这个医生给她开了一份诊断书，诊断意见一栏写着“焦虑状态”。
“你们这个不足以办理休学。”还需要住院证明、药物服用清单或焦虑测量报告等多个证明才能办理休学。学校办理休学的老师和林霄爸爸在微信里说。
景海永出了个主意，“找个人”代替林霄去医院做测试。林霄爸爸在微信中质疑：“怕医院的测评结果出来，说孩子没有问题。”景海永回答：“我知道测试题”，“明天给你发（答案）怎么填写，不难。”
2022年11月1日，林霄爸爸带着堂弟家的孩子冒充林霄来到医院，按景海永给的答案填写了《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8份测试。分析报告中显示的测试结果为：中度焦虑、重度抑郁、严重心理健康问题、自杀自伤态度结果阳性，报告盖有这家医院的公章。
在医院、学校、家长和景海永的共同“努力”下，林霄“满足”了所有条件，办理了休学手续。
徐秋菊刚认识景海永时，对他的印象很不错，“他给人的感觉真诚、热情，也很专业，说话还很靠谱”，并认为“在这个行业（心理咨询）做了17年的人，他一定是很有经验。”
直到她来到营地的第一天，亲眼见到了初三男孩孙嘉明初到营地所经历的“杀威棒”时，她的这种认识彻底转变了。
2022年9月27日，孙嘉明被父母送到“指南针”营地，父母离开后，孙嘉明在大厅里坐着。徐秋菊回忆，“景海勇带着我到大厅去的时候，其他教练都默契地聚集过来，然后景海勇就开始跟孙嘉明说营地的十大红线。”
徐秋菊介绍，路治国是“指南针”营地的总教练，当时景海永连续几次要求孙嘉明换上营地服装，孙嘉明没有动，突然间，几位教练一拥而上合力把他按在地上，总教练拿着大棒子来打孙嘉明。
她回忆：“一开始孙嘉明是很愤怒地挣扎，拼命地蹭，这个时候路治国就一直都没有停手，不管孙嘉明是任何的反应，他打的速度特别快，跳着打，一棒一棒拼命地连着打。孙嘉明说，我服，你们不要再打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他就没停手。”
殴打持续了十多分钟，“孙嘉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继续打。当孙嘉明起身的时候他摸着屁股，脸上很崩溃，就是要哭，但是也不敢哭出声的表情。”
2023年8月，徐秋菊和几位“指南针”毕业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共同完成了一份针对景海永和“指南针”的举报材料。她在其中写道：“亲眼目睹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在指南针营地遭到暴打、虐待。”举报信中除了徐秋菊外，有四名学生、一名家长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营地里存在体罚、殴打、侮辱、霸凌、关禁闭等行为。
江飞扬在“指南针”的3个月里见过4次与孙嘉明入营被打相似的打人情景，这种一群学生围观、一位学生趴在凳子上挨打的行为在“指南针”内部称为“家法”。他说：“（家法）会把裤子脱到你的大腿，不留内裤。男生看着，女生就转头听声音。隐私部位也能全部看到……教官会打到你浑身用不出力气，打完之后就拍照存手机里。”
进入指南针的第一天，江飞扬就看到一位学生挨打，他说：“教官那些眼线一进来就开始问他，你想不想逃跑。然后他就只说了个我想跑。这一句话就成为打他的理由。教官让学生按住那个人手脚，但是有个人没按住，让他的手挣脱出来，挡了一下棍子，手上血管就被打破了。”
采访中，江飞扬回忆，打人工具有半人高的木棒，还有一种是用塑料扎带捆成一捆，再用胶布把扎带绑在棍子上，就像一个扫把。打人特别疼，像鞭子一样会留下许多道血印，有的地方皮会被打破，愈后的伤疤是疙疙瘩瘩的。
江飞扬也写了一封举报信，他说：“记得最清楚的一次，雪鹰教练让两位男学员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手抓起厕所内未冲的粪便，不准放手，这对人的尊严和心理的打击都是强烈的。”
徐秋菊在举报中描述了一个现象：孩子们常常表情麻木。她说，后来才知道，景海永、路治国经常对孩子们说自己是心理专家，会读心术，能看透孩子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小心思。如果不小心流露出厌恶营地、想回家等真实想法，马上就会被针对、被惩戒，孩子们为了自保，只有用表情麻木来隐藏自己。
张绚是2022年7月以去旅游的名义被骗到了“指南针”。他提到，陆治国说自己是心理师，能看出别人的想法，仅从眼神就能知道在想什么。“所以他们打人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理由，很多时候看谁感觉想跑或者不顺眼，找个理由给你，打了就刁难你打你。”
群体体罚也是常见的惩罚方式。张绚回忆，有一次，因为教练喝剩下的水放在角落里没人收拾，就进行群体受罚，让学员们以俯卧撑准备的姿势撑地，谁做不规范，抬得太高了、太低了，教官就直接拿棒子往屁股上打，拿硬塑料条使劲往屁股和腿上抽。
徐秋菊回忆，张伟是曾在场制服刚入营的孙嘉明的教练之一，他曾于2022年在“指南针”营地当教练。他在深一度记者的采访中表示，在“指南针”里有体罚学生的事情发生，“可能不听话的时候关押禁闭，或者拿戒尺稍微打一下，但不管轻重都是不对的。”
在“指南针”有一个厕所用来关禁闭，张绚曾被派去看管禁闭，他说：“厕所有一两平方米。有的关一天，有的关两三天。睡觉的话回寝室，白天再关回去。小黑屋是大家公用的一个厕所，进门右边是洗手台，人关在左边的厕所隔间里。和马桶关一块。人没法躺着，只能坐着，有的时候还会规定让他一直站着。”
林霄在“指南针”营地待了半年多。直到2023年3月林霄爸爸来接她那天，她的爸爸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没跟景海永打招呼就去了营地，看见教练在山上打牌，学生在一旁看着。他问学生：“你们平时都干什么？”对方说，出操之后就没人管了。“我当时就火了”。进入营地，总教练路治国找他搭话说，林霄在这里很好。他生气地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回家后，林霄和爸爸讲述了营地里的真实情况。林霄爸爸气不过，给当时推荐他们去“指南针”的副校长打电话讨要说法，但始终无人接听。他开始在“指南针”家长群里质问景海永和路治国：“景老师，你的好教练路治国，欺负女学生、殴打男学生（把学生打的大小便失禁）、让学生吃他吃剩下的饭、带着女学生去买计生用品……你什么时候给个说法，你明明知道他这种卑劣行为还让他在这里误人子弟，是何居心？各位家长们，请擦亮眼睛，咱们诚心诚意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改造，可是他（她）们在这里经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你们知道吗？”但刚发一段话，林霄爸爸就被踢出了群聊。
徐秋菊在举报材料中写道：“好多孩子跟我说，在营地的每一天都是惊恐不安、神经紧绷，每一分一秒都在崩溃中渡过，只有睡着了才敢放松一下；他们愈发怨恨父母以欺骗的手段把他们送到营地。”
2023年11月16日，徐秋菊就“指南针”营地里存在的体罚、殴打等问题，向南阳警方报警。
在深一度的采访中，景海永表示，2023年6月前后，曾有孩子在“指南针”遭受殴打后报警，景海永自己被警方带去派出所做过笔录，并被批评教育。他在采访中称，“指南针”营地在去年11月底已停办，他解散了教练团队，学员都已离开营地。
对于营地里发生的殴打、虐待、禁闭等行为，景海永自称：“确实是去年的时候管理上有点松散，但是不像家长说那样的，达到那个程度，体罚、惩罚可能是有点不太合适，本来青少年教育里边就不能有去体罚孩子的，惩罚孩子的。我做的确实有些问题。”
2024年1月1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第四十九条规定：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以虐待、胁迫等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发现落入“圈套”后的家长们
在打算把付宽送进营地前，曾有朋友曾警告付宽妈妈，不要把孩子送进去，出来后孩子会得“精神病”。但精神科医生的推荐让她相信“指南针”可以治好付宽的强迫症。
付宽在营地的五个月里，他的妈妈经常能收到营地里发来的视频。“他在那里干活，他们（教练）会叫他，然后他就会笑着看镜头，就在那笑。”付宽妈妈说：“感觉他在那挺开心的，但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付宽回家后就表现出了对“指南针”的恨意。他妈妈说：“他把我手机上面所有（有关）他们的东西全部给删掉了。”
19岁的付宽仍然卡在强迫症里。他把自己困在椅子上十几天，吃饭、睡觉都在椅子上，偶尔会拿一部没有插卡的旧手机，看看小说。付宽妈妈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强行让他上医院？”“他的脚已经肿了”“屁股都坐烂了”。
付宽拒绝与妈妈谈论自己的病情，更不解释自己为什么一直坐在椅子上。他妈妈说：“现在跟他聊社会上的事、新闻都能聊，他的事一聊就恼。”
现在，付宽妈妈感觉自己一直都在“硬撑着”，家里已经没钱了，她打算卖掉房子，给孩子治病。但更难的是，付宽现在不相信任何人，拒绝一切治疗与帮助。
2024年1月14日，付宽妈妈给景海永打电话“问责”。她提到想带孩子去北京回龙观医院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症，要求景海永赔偿孩子在“指南针”受到心理创伤的治疗费。通话录音中景海永说：“我能做到的是，娃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块去努力做。如果你要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你随便打（官司）都中。”
在“指南针”的三个半月的时间也没有治好江飞扬。现在，他依然不想上高中，经常请假躲在屋里。他在微信里说：“我只会在家里打游戏，花着父母的血汗钱。”
林霄爸爸曾向当地教体局举报林霄学校的老师和副校长推荐女儿去“指南针”营地。他说后来景海永退还了林霄的学费，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结果，认为学校是把林霄送入“指南针”的“帮凶”，“让他（景海永）来学校做广告，你肯定要对这个人了解。”
在林霄爸爸的了解中，还有另外两名这所中学的学生也去了“指南针”，他曾在电话里质问林霄所在中学的副校长，这两位学生是否是学校推荐的？副校长说：“这是我们的学生，去了都受益了。”林霄爸爸问：“你告诉我孩子安全绝对有保障，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你不承认吗？”副校长反问：“谁是监护人？”
在深一度的采访中，这位中学的副校长表示自己知道景海永，“他给我们学校做过毕业典礼，他是讲师。”关于景海永是否在这所中学进行过公益心理咨询，这位副校长表示“不清楚这些细节”，并称只清楚景海永进行的是心理咨询服务，不知道“指南针”营地的存在。
回忆起当初把付宽送去“指南针”的决定，付宽妈妈觉得自己很傻，“我当时太心急了，随便去相信别人说的话”“现在付宽非常恨我们，说是我们把他害成这样”。但她提到，如果没有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她根本不会知道“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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