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5日 11:13 新浪新闻综合
尽管同样的事情已经做了十五六年，但62岁的王伟力每讲完一场电影后仍是大汗淋漓。绘声绘色间是他对自身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对观众（更准确地说是听众）的深爱，因为他们是一群盲人。
一切始于机缘巧合，但一旦走进这个特殊的世界，王伟力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人类80%的信息获取来自于视觉，盲人看不到就没办法融入社会。”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毫无退意，每周讲一次电影，正式开讲前反复观影、做笔记，就像一位上课前认真备课的老师。
新世界
2004年的某天晚上，王伟力第一次讲述电影——美国大片《生化危机》。观众只有一个人，他的盲人朋友。
尽管被王伟力称为“最糟糕”的讲述经历，但这位30岁的盲人朋友听完后激动不已。在这之前，他没有“看”过电影，这样的经历为他打开了新世界。
“最糟糕”的开端给了王伟力一些启示。自2004年开始，每周末，北京二环的一处四合院里都会聚集一群盲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他们是去听王伟力讲电影的，这是后来“心目电影院”的雏形。
王伟力细心地为听众调音响设备，他们对声音质量要求很高。王伟力细心地为听众调音响设备，他们对声音质量要求很高。
那个年代的设备不算好。电视是黑白的，放在正前方。王伟力用来讲电影的话筒和扩声的音箱放在观众的后方，不时还有“呲呲啦啦”的声音传出，但观众热情不减。他记得一位家住昌平区的老人，看电影当天总是起个大早，摸黑换乘两趟公交车，却风雨无阻。
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对王伟力夫妇来说却是水到渠成。王伟力的妹妹患有多重残障，妻子郑晓洁的大学同学有腿部残疾，上课只能用手撑着上楼，这些都是埋在夫妻俩心中的痛。
2003年，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成立了。一开始，王伟力带着盲人去爬长城、逛颐和园，通过触摸让他们形成对事物的基本认知。几次下来他发现，盲人所需要的远不止这些。“他们太迫切想要融入这个社会，但却无能为力。”
2018年，心目电影院搬离四合院，搬进了办公楼。办公室最大的设备就是那台60寸的电视机，和各式不同的音响设备。除了继续在办公室里给一些老观众讲电影外，王伟力也带着盲人进电影院看院线电影，真正让他们体会电影院的氛围。
在王伟力看来，讲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称之为“电影讲述”，或者更高级的说法——视觉讲述艺术。在十几年的电影讲述过程中，他发现，无论是电影故事本身，还是人物形象、细节描述都值得细细推敲，甚至旁白的时机都可能会影响盲人对于电影的理解。
“社会人”
除了给盲人讲电影，王伟力和妻子郑晓洁还会招收一些盲人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希望他们有机会可以成为广播人。“盲人的视力不好，但他们的语言天分很好。”王伟力希望通过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从而也能找到发展自己事业的能力。
但这并不容易。“盲人群体大多与社会没有接触，很难与他人产生共鸣，很难成为社会人。”采访中，王伟力多次提到“社会人”这个词，他深知这个过程的艰辛。
王伟力已经把助盲当作自己的事业。谈话间，聊得最多的还是视障群体。他总会随手拿起桌上的东西，模仿盲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他一再强调，相比较其他的残障群体，盲人是最受排挤的群体。“看不到，就感觉不到，也就无法与社会接触。”王伟力说。
多年的坚持也让他看到一丝曙光。红丹丹的学员丽娜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有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广播人，这离不开王伟力多年的培养。从一个盲人按摩师到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参与红丹丹音视频的制作，丽娜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在王伟力的办公室，至今仍留着多年前联合国代表团到红丹丹参观的照片。说到这些，他总是特别自豪。
盲人看不到世界，王伟力创立的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用声音讲述电影，让他们感知多彩的世界。盲人看不到世界，王伟力创立的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用声音讲述电影，让他们感知多彩的世界。
助盲近20年，王伟力深感社会对视障群体的关注还是太少，只提供类似盲道、无障碍设施对于盲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硬件设施解决了一部分视障群体的出行困难，但他们不愿意出门的最重要原因是不愿意与社会接触、与人交流。
王伟力希望盲人能从电影中了解更多生活中的细节，懂得一些与人交往的方式。这被他认为是成为“社会人”的重要一步。
他记得有一位老年观众刚接触电影时总是不修边幅，也不愿与人交流。后来，这位观众变得不那么自我封闭，也在看电影过程中中认识了很多朋友，甚至会向王伟力的讲述提出要求和意见。在王伟力看来，这些都是电影讲述的意义。
他清楚地知道，电影讲述只是盲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更多。这也是他讲下去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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