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恍惚惚觉得爸爸刚走了没多少日子，转眼就一年了吗？接到姐姐的电话，跟我商量什么时候去墓地给爸爸过周年。老伴嫌弃了我一顿不记事后说:“长周年，短五七，不长不短过百日。多个几天都行，你跟姐姐订日子吧，我去买祭品”。
每次祭奠父母，祭品都是老伴操持，姐姐负责定鲜花，我虽是主祭，倒是净擎现成的。
妈妈身体不好，多病多灾的，走的早，2009年9月11日刚刚80岁就去世了。妈妈走了以后，骨灰一直放在烈士陵园的奉安堂。2014年5月市里建设东城陵园，我们便商量着买了一块墓地，想法就是爸爸百年之后，将二老合葬。入土为安，我们去祭奠也方便些。
在墓地摆上贡品，奠酒奠水、磕头、焚烧池里烧过纸草、票子、元宝。仪式完成了，只是有些凄清，也没有多少伤感了。
爸爸活到95岁，最后的几年老年痴呆症（阿兹海默症）一年比一年严重，骂的姐姐不敢上门，两个保姆都招架不了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只认识我跟保姆小刘了。且已经不能下地，只能躺着或坐轮椅。
爸爸儿时家境赤贫，常听他和爷爷讲，他们爷仨（还有我叔父），抗战胜利前那些年，常年在外讨饭为生。爸爸会拉京胡，叔父唱小调，走村串巷要点残汤剩饭果腹。
那年头要饭的多，有些无良的大户人家就烦不胜烦，经常放出恶狗驱散要饭的。我爸爸有一次就让恶狗撕咬，小腿上留下了一辈子抹不去的深深疤痕。
抗战胜利后，我们家乡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盘，爸爸1946年便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党的干部。此后几经组织调动，辗转各地为党工作。
所以，爸爸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工作和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委屈，他也没有任何怨言。文革时期，他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他也始终不说半个不字。即便是他老年痴呆症已经非常严重了，仍然在心里把党放在第一位。
爸妈住的那个小区，几位老人经常搬个小桌，沏上一壶茶，扯个闲皮，晒晒太阳。我们多次劝他出去凑凑热闹，免得一个人在家闷着，他都不予理睬。
有次，我跟那些叔叔们说，让他们帮着劝他出来玩玩。一位叔叔去了，结果让他大骂了一顿。我就问他，人家好心好意让你去喝茶，你为什么骂人家？他说:“都是些白脖（非党员），我跟他们不一样，没话说，我只跟党员有话说”。
爸爸只是解放后参加了扫盲班，大字识不了半箩筐。但对读党报党刊却极认真，字不认识了就查字典，一本四角号码字典被他翻的烂糊糊的，就用牛皮纸粘了又粘，补了又补（那种字典后来买不到了，他只会用那个）。
他双眼都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晚年眼神不好了，拿个放大镜看新闻，看国内外大事。老年痴呆症逐渐发展后，只要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没出面，就说今天没有新闻。
爸爸苦出身，长过肺结核病，做过前列腺切除术，膀胱结石、疝气等多次手术，晚年反而没什么大毛病，一口参差不齐的牙到去世前一颗也没坏。他95岁去世，原因是长时间卧床引发的肺部感染，多器官衰竭。
也许是小时候他对我过于严厉；也许是我长期伺候过他；对于他的辞世我事先早有思想准备吧，感觉告诉我不会像妈妈去世那样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几年间每次去祭奠妈妈，我都会伤心欲绝，哭的车子都开不了，以至于至今也写不出一点完整的纪念文字。我甚至觉得爸爸去世时，我可能不会哭。
事实上，爸爸在人民医院保健病房里去世时，我真的没哭。当时可巧就我一个人守在病床前，看到监护仪上的血压急剧下降，他呼吸急促困难，我赶紧去找大夫，大夫们正在科主任带领下集体查房，等赶到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体征。
我顾不上其他，赶紧通知家人们，联系帮忙的同学们，联系殡仪馆，翻出事先准备好的寿衣，准备温水给他擦身子......一时间手忙脚乱。等姐姐赶到，忍不住苦泣时，从未对姐姐出过大声的我，竟然鬼使神差的对她发怒，不许她哭。
接下来两天，跑爸爸单位，给他写生平简介、准备感谢信；跑殡仪馆，安排告别仪式事项；接待前来吊唁的长辈和亲朋好友等等，顾不得其他，也顾不得静下心来想心事。
直到在殡仪馆司仪引导下，手拿长钱，为爸爸指路。喊:“爸爸上西南，爸爸跟着老爷老妈上西南”！看着水晶棺里鲜花簇拥的爸爸的遗体，我忽然感悟: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再也没有长辈亲人了！从此以后，我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长者，再也无处撒娇使小性子了，我的“老家”没有了！一时间悲上心头，浑浊的泪水涌上来，心像刀扎一样的疼。我声音嘶哑，泣不成声，晕头转向。多亏儿子在我身边搀扶着，才不至于当场跌倒。
爸爸，儿子不孝，您在世时没能多抽些时间陪你多聊聊，陪您到处走走。您在天国要改一改您那火爆性子，跟妈妈好好的相处。等过些年我跟姐姐年龄大了，跑不动了，不能到你们跟前祭奠了。我会按照您的遗愿，一个包袱背上您二老，把你们安葬到老家的那片林子里，让你们二老落叶归根。
2021年12月24日手机补写于中医院病房
这篇小文内容凄凉，更不符合征稿。不过要不是住院还真没时间坐下来写。难为版主看着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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