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五《沈润卿刻谱》
从这些印谱传录下来的序记，也可知编谱的目的是出自一些文人的恋古及由印文而溯史于“遗文旧典”的用心。正如揭汯在《吴孟思印谱》序中称：“是编自汉而晋，凡诸印章，搜访殆尽，一一摹拓，类聚品列，沿革始末，标注其下，不惟千百年之遗闻旧典、古雅厚朴之意，灿然在目。而当时设官分职废置之由，亦从可考焉。”这是有代表性的主旨，而对这漫长岁月里陈陈相因或枣梨粗刻，或辗转自摹而造成的形神尽失，韵致全无，则不以为然，也不以为非，且誉之为“古雅厚朴”。其审美与认知水平，跟赵孟頫的“可信不诬”“古雅”的鉴别能力，何止以道里计？
当然摹写《印史》的赵孟頫，作为通才的大艺术家，看到了“以印印纸”原钤的《宝章集古》“采其尤古雅者，摹得三百四十枚”。他以超前的意识“使好事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者，易辙以由道者”。然在当时，则是鹤立鸡群，少有人呼应的呐喊而已。
要言之，彼时的集辑印谱，根本不是如今我们作为摹刻艺术而学习借鉴上古玺印优秀艺术传统的范本之用。其侧重点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及以彼时的见识对古印作有限的史料考据而已。
（二）自晚明至清雍正（1572—1735），是以赏古崇艺为特征的重要转型期。明隆庆六年（1572），上海顾从德以上好硃砂，采用原印钤盖方法所辑的《顾氏集古印谱》，突破先前枣梨翻刻程式，是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顾氏对以往印谱的“皆摹拓重翻，未免失真多矣。唯兹印章，用墨、用朱，用善楮，印而谱之，庶后之人，尚得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也已”。一改旧习，荡涤先前翻刻的形神俱失，而能直睹上古的优秀传统的真面，这是区别于前人的高屋建瓴的举措，使此谱对弘扬上古优秀传统、下承明清流派印章产生出了强烈且深远的典范意义。这也许是顾氏自己都不及始料的。也正是此谱的问世，乃至稍先的青田灯光冻对印坛的引进，如饥似渴乞求篆刻的文人队伍的涌入，钤印印泥及越楮的制作精良，这四大要素，聚合为一，从而摧枯拉朽地启动了明清流派印章的迅猛崛起。顾氏堪称是开山的功臣之一。
故明甘旸惊叹：“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印成谱，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有范本《顾氏集古印谱》，得文人啃得动的青田美石，文人上承古玺的刻印风气之盛，热情喷薄，史无前例。若明人王志坚在《承清馆印谱》跋中称：“方余弱冠时，文休、长蘅与余朝夕，开卷之外，颇以篆刻自娱。长蘅不择石，不利刀，不配字画，信手勒成，天机独妙。文休悉反是，而其位置之精，神骨之奇，长蘅谢弗及也。61 两君不时作，或食顷可得十余。喜怒醉醒，阴晴寒暑，无非印也。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大酒杯）绝叫不已，见者无不以为痴，而三人自若也。”王氏为我们形象地以他和归昌世、李流芳三人为缩影，描绘了明末文人好印成癖、呼之欲出的生动画面。?M&éïk4<Tbbs.lianzhong.comóQCc<×ßã_